司法成本既体现着正义分配的一般性原则,也展示着国家、当事人和市场间的合作与博弈。在整体上对民事司法成本解构,而非将其限缩为诉讼费用进行局部的观察分析,能够为审判成本和诉讼成本的分担找到正当化根据,并厘清公...
电子诉讼的发展经历了内部电子法院与电子诉讼(外部电子法院)两个阶段。在法本质上,电子诉讼中信息通讯技术的工具性虽然能够满足司法实用主义的需求,但不应在根本上改变诉讼的价值与结构。在立法论上,立法与法律解释...
与西方国家诉讼诚信原则构建于辩论主义基础上不同,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增设的诉讼诚信原则仅考虑了遏制恶意诉讼的现实需要。从狭义上解读与适用这一原则,不利于发挥其在事实发现、诉讼促进等方面的调整作用,阻碍了这一...
小额诉讼制度作为改善社会成员生活状况的举措,发展于福利国家接近正义大背景之中,制度目的与诉讼规则都显现出福利化指向,其不但具有提高诉讼效率及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作用,还承载了社会政策功能。通过解决日常生活纠...
在民事判决发生效力后,当事人又通过后诉主张行使撤销权、解除权与抵销权等形成权,可能导致矛盾判决及前诉判决遮断形成权通过后诉行使的问题。由于我国采诉讼标的识别的"旧实体法说",前诉关于原权利的请求...
互联网正在塑造着新型法院与诉讼制度,审判也正在被重新定义。以法院信息化建设为外在形式的内部电子法院构建,是外部电子法院的准备阶段,后者以诉讼公共服务为目标,以当事人为中心。电子诉讼的功能不仅在于提高诉讼效...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化民事诉讼通过"以当事人为中心"及"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制度构建能够落实上述理念。社会化民事诉讼制度所强调的公共物品属性,要求民事诉讼向社会提...
我国督促程序在二十余年的运作中渐呈边缘化趋势,支付令案件数量大幅萎缩。除社会诚信状况不佳等外部环境因素外,定性不准、类型模糊以及程序保障不足也是制度陷于困境的原因。在性质上,督促程序并不属于非讼程序,应属...
由于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以遏制恶意诉讼现象为立法动因,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诉加以规定,这一程序以诉的方式被适用便成必然。作为一种特殊的事后程序救济,该程序所具有的补充性与变更性特点,使其与...
以公共利益为审理对象的公益诉讼既是纠纷解决活动，也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活动，要反映特定政治道德和伦理，获得法理支持。个人主义诉讼机制深受自由主义浸润，其蕴含的当事人自我决定及程序保障理念成为公益诉...
本次民诉法修法将民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诉讼程序简化作为主要目标，实现了对诉讼资源的首次调节。但修法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尚取决于对诉讼资源的二次调节，要借助诉讼成本与费用机制工具，激励当事人做出正确的程序选择...
民事诉讼管辖利益保护论——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56号 CNKI文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56号确认的管辖抗辩集中提出规则,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维护程序安定,抑制被告滥用管辖异议权。同时,该案强调的管辖异议绝对失权(强制失权)制度,由于关系到当事人特别是被告程序利益的保护...
由民事诉讼法确立框架,并由司法解释填充规则的我国督促程序,在二十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低利用率和低生效率的状况,程序空置与程序低效问题突出,立法目的无从实现。导致困局产生的因素既有社会诚信层面,也有督促...
在有限的几个立法例中,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建构逻辑主要有技术与程序保障观念两种,技术逻辑从解决判决效力扩张的正当化入手,以向受判决效力扩张影响的案外第三人提供程序救济为目的,实现个案正义是其特点;程序保障...
新中国民事诉讼辩论制度历经70年发展,呈现出由宣示性到功能性的发展历程。辩论权利从最初对司法民主的宣示转向承担程序保障、审判对象形成及诉讼行为外观等功能性角色,由此改变了辩论权利保障与救济的范围与方式。在...
为促进与保障民事交易,近现代民事诉讼立法普遍允许当事人在诉讼中转让"系争标的",从而导致民事法律行为与正在进行的诉讼(诉讼系属)发生关联,"系争标的"之交易行为也随之产生诉讼效果,引发更换当...
博弈论作为人类理性选择模式的一般性理论,对于研究方法匮乏的法学具有方法论价值,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选择也具有描述和预测功能,可为当事人程序选择和诉讼机制的完善提供数理依据。民事诉讼当事人在程序选择中...
本次《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制度的修改,统一了国内与涉外民事诉讼的适用标准,拓宽了其在国内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并将应诉管辖引入国内民事诉讼,这些调整体现出我国在管辖制度方面的进步。但在制度的细节上,例...
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经历七十多年发展,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可分为政治型程序法、自治型程序法及保障型程序法三种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政治型程序法主要承担了争取民...
